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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应对共济会

医汉 2018-02-11 20:56:08

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应对共济会?

何新先生的共济会研究成了坛子里的热点。

事实上,从那本叫做《货币战争》的书开始流行,阴谋论的种子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播种了。

这个古老的组织,和它们的行动纲领及其若隐若现的行动步骤,现在暴露出来,制造了恐慌和躁动,催生了怀疑和追问,也孕育着觉醒和希望。

当然有人会说,也许这正是共济会精英们想要看到局面。

惊恐产生慌乱,慌乱导致非理性。

失去理智的混乱人群不可能有建设性,也最容易被分化、瓦解和摧垮。它们就是要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它们妄想之中的天国。毛主席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好吧,我们要问一问:这共济会到底是什么东东?

坛子里很多朋友说了,这是一张无形或有形的绵密的巨网,笼罩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个层面,操纵着金融、外交、科技、教育等等领域的议程设定。

这么听上去,共济会就是上帝。

当然,它们那只“独眼”似乎的确以上帝自诩——即便人们说那不过是撒旦之眼。

上帝或者撒旦,一个硬币的两面。

其实都是幌子。幌子背后是谁?

有人说是犹太人和他们的资本。

的确,犹太人掌握资本的力量,透彻地了解金钱运用的方法,这是个历史现象。

在欧洲中世纪,犹太人被压迫,只有干高利贷和放债收租子的肮脏勾当,天主教认为这很下贱,但却无耻的利用之。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全球化得以实现,给了他们机会。

他们终于可以利用手中积累的资本,来实现犹太民族复兴之千年梦想。

资本本身的运行逻辑是利润最大化。

它要求扩张,无限扩张,因此必然全球化。

事实上如果物质条件允许,它们还要求宇宙化呢。

犹太人的民族复兴之路,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便利的工具。

他们在“上帝应许之地”建立国家,而他们的金钱血脉已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任何国际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主张,任何反国家的、反民族的借口,都隐藏着这种犹太基因。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

天下大同、普世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由分散到集中的逻辑使然,也是人类做为精神动物在道德诉求上由个体到群体的自然延伸。

每个族群都有自私的一面,每个族群也有天下为公的另一面。

中国古人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私者分,为公者合。要看历史条件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19世纪是全球资本茁壮成长的年代。

1840年它们击败了农业为本的老大帝国——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这是个历史转折点。黑色的工业革命,终于从血色的奴役和不平等贸易中汲取了生命力。

从西方到东方,大航海之后的世界,资本的力量开始成为全球的主人。

它们在征服的基础上构建秩序,制定游戏规则。它们确如上帝一样,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然而,就在同一个时代,资本从它自己的体系中孕育了它自己的敌人。

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或者叫“掘墓人”。

他在那篇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中做出了伟大的预言。

而人们不应该忘记老马的另一篇著作,写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一篇论辩性文章——《论犹太人问题》。

在这里,他从哲学上戳破了犹太人的秘密。

不论怎么看,对于21世纪人们理解犹太问题、共济会(本质上不过是犹太资本的工具)等等,都是必读的作品。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目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

犹太人的想像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对统治着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是这个世界的主要伎俩。”(其实,升级版的犹太资本的高超手段恰恰不是规避法律,而是把欺诈游戏制定成法律,让受骗者自愿遵守。)这就是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对犹太人的反思和反叛。

与他对资本的反思与反叛一样,他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秘密。有些诋毁他的人说,马克思信仰撒旦。好吧,如果撒旦就是一位认识到真理的革命者,能够带领被奴役和压迫的人们走出黑暗,那么为什么不去信仰它呢?上帝腐朽了,撒旦就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革命者有一天也腐朽了,撒旦如果变成了另一个“腐朽的上帝”,那么就会再有反叛者出现,领导人们找到真正的光明——管它叫什么呢!记住,符号都是幌子。

犹太宗教反对偶像崇拜,他们信仰抽象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金钱符号。对犹太资本家来说,能够主宰人类、控制世界的最现实的符号,就是金钱。

因为在他们经历的历史当中,人们可以抛弃任何偶像,却从来不愿放弃金钱。

金钱本来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标价符号,但它反而成了人类顶礼膜拜的神。

犹太人本身异化成了金钱的奴仆。并且,为了资本利润和扩张,犹太资本家可以把犹太人当作牺牲品贡奉在祭坛上。

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的泛滥是资本家恶意的从背后赞助的,他们因此而掌握着舆论制高点。看看今天吧。金钱拜物教的神侃里已经供奉了多少种奇妙的魔球?

在2008年的金融崩盘之前,现代的金融炼金匠们穿着笔挺的西装,扮演着国际精英的角色,向全球贩卖所谓的“衍生品”。

他们给全世界上了眼药,连那些背诵着马克思主义教材长大的族群也把他们奉若神灵。即便当妖冶的华尔街褪去浓妆,露出它们臭气熏天的下体时,有些人还禁不住冲上去要给它遮挡私处,仿佛上帝露了怯,无辜的人类被吓着了。

终于有人说出了真相。“金融衍生品是艾滋病病毒,美国是一个长满青春豆患有艾滋病的骚货;金融主权和监管是避孕套;中国呢,是一个稍有遗产的大叔;美国那骚货性欲旺盛,天天吵着闹着要和大叔做爱,却不让大叔用避孕套!

所以,大叔现在可能已经被传染上了!

”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不过再高级,本性是不变的。那就是嗜血和掠夺。有人称之为金融乌贼。也有人称之为吸血鬼。这个的确不假,看看好莱坞的吸血鬼电影,这本来就是个古老的预言。

金融资本,如果不附着在实体经济身上,会饿死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每隔一阵就发一会疯病,就是不干活儿光挣钱。

在吸血鬼传说中,这些该死的蝙蝠们或饿狼们隔三差五就活过来一次,折腾一通,再躲到坟墓中等着下次投胎。

在真实的历史中,金融资本有它自己的成长史。

欧洲金融资本从威尼斯的水城中孕育了胚胎,在西班牙王国与尼德兰低地经过短暂停留,在英格兰完成了成人礼。

随后,在工业革命推进的西方全球化浪潮中,渗透并掌控了欧洲、美洲、亚洲,第一次形成了金融帝国的雏形。

二战后,以美国大陆(这个相对于欧亚大陆的岛屿国家)为基地、以美元为工具,金融资本开启并创造了资本全球流动的现代金融帝国鼎盛时代,并以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倒掉的戏剧性结局,达到了它的巅峰。

它们还想再向上努一努劲儿,认为自己马上就成上帝了。

于是就听见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泡沫破裂后那隆隆的崩塌声。

共济会是资本的庙堂。

庙堂的王座上曾坐着一位黄金打造的“国王”。

后来这个国王不好使了,它们就把它换下来,用个纸糊起来的“货币帝王”唬人,背后有几个“家族首领”拿根棍子撑着。

如今纸币皇上也有点不牢靠了,它们就想着把那个曾被废黜的老国王搬出来糊弄天下。

它们倒腾来倒腾去,就是为了维系“金权”世界。

这个金权也会异化的。

就像老款手机游戏中的那条“贪吃蛇”。它早晚要把自己咬死。

它早晚死于贪婪。

它吃得太快,地球又太小了,已经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蜕皮重生了。

“金权”曾经有它的历史进步性。

在欧洲,“金权”是在战胜了“王权”的腐朽之后,才宣告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地位的。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金权”又全力以赴地同无产阶级的“政权”对抗。

不过,苏联的倒掉证明“政权”的腐朽速度和异化程度,可能比“金权”更甚。

无产阶级“政权”失去了人民性,就如同当初的“王权”一样外强中干,它脆弱的统治基础完全不比不上“金权”无处不在的征服和控制能力。

共济会的精英们在渗透、腐蚀和收拾“王权”上,比新生的无产阶级有经验多了。

它们是做为“撒旦”起家的,当然了解“上帝”的底细。

任何自诩的“上帝”都是假的,都会变成真正的魔鬼。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

毛主席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泥腿子进城了,有可能要当老爷。

对共济会来说,只要你当上了老爷,这个就好办了!

老爷,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共济会最喜欢“代理人制度”了,它们本身的组织结构,就是类似传销一样的层层代理。

反正最后遭到盘剥的,是金字塔最低层的那些基数庞大的蠢人、下等人、老百姓。在共济会这些精英眼里,他们闹不起多少花样来。

只要腰里别着刀子,手里晃动钞票,嘴里唱着高调,还怕他们不从?

职业经理人和职业官僚,不过是穿着不同制服的两种“代理人”而已。

于是,“政权”和“金权”天然的拥抱在一起,跳起舞来。

最终,“金权”顺利地反仆为主,骑在趾高气扬的“政权’头上,让所有的这些“代理人”都变成前台表演的小丑。

文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革命维系其革命逻辑的必然的结果。

继续革命,这在今天听上去很荒诞。

但在当时,毛主席看到了挑战历史周期率的客观条件。

他即反美又反苏,既反资本异化,又反权力异化。

他以中国虚弱之躯肩扛两块大石头,叫做“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人说,毛的民族主义,在价值上并没有超过列宁;在历史影响上,也不能说超越苏俄。而正是在文革的意义上,毛主席才成为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中国亦因此成为精神意义的上“东方领袖”。

这仍然忽略了文革的战略意图。

什么是文革大战略?一句话,就是文攻武卫。

这并不是红小鬼们叫喊的口号。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文化攻势与军事防御并举的战略。

毛的文革,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红色革命浪潮,进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和外围制造了动荡和混乱(今天美国人的颜色革命多多少少就是那个时候学来的经验教训),形成“侧面、敌后作战”。

他在越南的军事斗争是防御性的。

他要把战火烧在国门之外。

他说,如果美国人在越南死了几万人,就跑掉,它就算不上一个强国。

美国人,其实主要是那些共济会的精英们,果然就用行动去验证这个预言了。

苏联在“正面战场”上也在挤压美国,它的社会主义霸权扩张行动甚为给力。

这样两厢夹击,共济会操控的美元帝国开始喘息了。

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

战后一直在持续进攻的资本主义准备自我修正了。

这是美元泡沫化的开端,其实已经为21世纪美元的全球泛滥打开了闸门。

那时候,毛对外说,要打一场全球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不过是一场“文化游击战”。

毛主席这次的玩的大游戏有些关键点:

其一,他是随时准备撤退的,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泡沫就一定被戳破。事实上文革在发动三年后就鸣金收兵了,他从越南慢慢缓手,让苏联人顶上去。

其二,他包围和打击的对手不仅仅是美帝,更是苏修。文革发动后,苏修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不得不配合中国这个“讲道理的挑战者”。

它不能拱手把道义制高点让给中国,但又提不出能赢得世界上穷朋友、黑朋友和小朋友支持的理论。它的官僚化已深入骨髓,并伴生着僵化,正如同资本进入泡沫化状态而腐朽一样。它必须也只能表现出全方位进攻美国的架势。

事实上这既不是他最情愿的,也不是它能够真正实现的。它更不能轻易对中国真正动粗。这不符合道义,在战略利益上又很可能把中国彻底推向美国,进而影响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苏联人一犹豫,中国就从夹缝中冲出来。反手一击,联美抗苏。

毛主席是先扬后抑,看似要与两大强手为敌,其实是虚晃一枪,调换了阵营。

大三角战略这才浮出水面。

1972年,尼克松跑到菊香书屋同毛主席谈哲学。

年底,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敲锣打鼓把中国送进了联合国。(反观今天,中国在中东、拉美、非洲的布局,似乎也有建设根据地的意思。)苏联也得到了它想得到的东西。

它在冷战格局中第一次显出强势,其扩张姿态不比今天的美国人逊色。比如,它想要乘胜追击,一个猛子扎进了阿富汗。这就是灭亡的开始。

文革仍然是失败了。这场由道德批判开场的政治运动,最终以政治上的道德审判而告终。

不过,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收益和全球地缘政治利益看,文革是输了面子,赢了里子。毛主席从神坛走下。

注意,他是自己走下来的。他知道自诩为“上帝”的结局,“不过粉碎罢了”。

但正如前文所说,毛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他一度把中国推上了精神意义上的“东方领袖”的位置。这个符号在当时是缺乏物质和实力的支撑的,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这个大国的潜在发展,开拓了应有的空间。

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是“以弱胜强”的方法。在任何时候,不论倒向哪一边,都必须“以我为主”,不能失去主动性。

毛主席比昂格鲁萨克逊人的均势战略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中国传统政治博弈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第一次应用到了世界范畴的大博弈中。

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从工业化之后的人类历史视野观察,发现了不一样的毛主席。他最伟大的贡献,是打破了压在这个族群身上的两个精神枷锁:

其一,是西方民主主义教条。1840年受辱以来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老师总是打学生,最终中国化的毛式共产主义,利用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全球革命浪潮,扭转了100年来的西洋(包括西化的东洋)欺辱中国的历史;

其二,是苏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建国后的毛,很快意识到世界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国革命曾为了生存而依赖苏联,“代价”则是革命成功后被苏联的霸权主义所束缚和遏制,“一五”之后的经济依附主义和党内意识形态上的亲苏倾向,加重了毛的担忧。

终于,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进攻,到1960年代早期的策略性后退,再到1966年文革绝地反击,一直到1972年大三角战略定型,共产党中国身上的“苏式马列教条”总算被扔到臭沟里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始探索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和“中式全球化模式”的起点。

而它的前提,是毛泽东思想肃清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迷茫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站在中国人自身的立场上考虑全球问题。

全球新自由主义泛滥和苏东事变,对国内“西化教条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产生了动摇。

事实上,正是毛的反教条主义基因起了根本抗腐防变作用,或者说,是“文革的疫苗”在此时发挥了效用。

毛主席一正一反,两次破除西化迷信。

中国人从1840年倒下,又站起来。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汲取的前进动力和思想解放之源。

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那些个“伟大”很讨嫌,而“导师”可以留下。

他说他不过是个小学教员罢了。

毛主席也许不知道什么“共济会的阴谋”。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并不影响他引领中国人从革命的低谷中走出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共济会手中最有效的战略武器——金钱,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

毛的胜利与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由背后的家族势力支持着武装到牙齿的“代理人”,不可能放开手来斗争。

“代理人”拈轻怕重、患得患失,而人民的公仆却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毛主席说,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金钱、资本、共济会的阴谋,它们在和平年代还能焕发魔力。

但魔术师不论如何倒腾手中那几个魔球,不过都是障眼法。

锁定国家发展的明确目标,认清民族复兴的核心战略利益,兵来将挡、水来土堰,遇鬼弑鬼、见佛杀佛。据说,世界经济正处于1931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

这是共济会标准的舆论口径。它们又在试图乱中取胜。一切经济危机的根源,都在于资本的自我疯狂。货币经过“惊险的跳跃”之后摇身一变为资本。

为了求得无限性的增值,资本往往不则手段。从M-G-M’再到M-M’,如果G能够带来增值(利润)最大化,那么就用G;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产业革新曾经是G,这给了资本主义注入了激素。

不过,从资本的本性说,它更喜欢“M-M’”,因为这更简单,如同单性生殖,如同行恋,如精神狂想病患者,它希望仅仅通过虚假的自我复制和自娱自乐的假象中进入无限增值的高潮。这时,它就变成了嗜血的“金融资本”。

地主靠地租剥夺农民,高利贷靠利息剥夺债务人,都是想用“驴打滚”而数字幻觉实现其无限的增值。这些都是金融吸血鬼的亲戚们。

但农民的劳动能力、债务人的还债能力,不可能按照那个虚幻的百分数实现永远的增长,因此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假象总是要破灭的。

心决定物,物反作用于心;心只有通过物,才能最终决定心;心决定心的幻觉,最后总是要破灭的。如同任何宗教幻想,如果缺少了实际物质诉求,都会最终崩溃一样。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心物一体。

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如果精神不断繁衍出精神,就像物质不断自我生成物质一样,都是类似“永动机”式的妄想。

人类文明是在精神——物质的辩证互动中前进的,少了任何一方面,都是幻想。实体经济繁荣由交换牵引,交换离不开货币;虚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基于实业,而实业离不开劳动,离不开新能源、新资源的持续开掘。

不劳而获的食利者以及各类“炒地皮”、“收租子”的思想,一定会走向其反面。在21世纪,华尔街的“金融永动机”把资源泡沫(房地产和大宗商品)玩到了顶点。

不过是人类各种自我狂想精神病的一种包装更精致、更具欺骗性的变形而已。失去了其背后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军事失败导致的信用丧失,这种气泡很快就破灭了。

这只是地租资本主义和高利贷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升级版。

资本主义又一次搞杂了。于是共济会暴露出来,炒得沸沸扬扬。这在马克思的时代,不是什么秘密。从更久远的历史观察,欧洲金融资本这只大乌贼,自从由地中海游出来,通过海洋的枢纽占领全世界,它带来的并不是进步和文明,更多的是战乱和倒退。

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动荡,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治乱循环、两极分化的精英路线的一种重演而已。

不同的是,古老的中国总在上演权力异化过程,而资本主义则在彩排着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金钱异化过程。它们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革命。

勿庸置疑,工业化以来的全球资本化进程,主导力量是犹太-昂格鲁·撒克森精英联盟,共济会是它们的组织体系和办事机构。其方法,是背后由资本控制,前台实现军事、政治、社会、文化控制;其主义,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暗示、极端主义和精英统治;其目标,是世界政府和所谓“上帝国家”,即世界性的少数人专制。其宗旨,本质上不过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中国应对之“道”,是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继承下的革命传统和理想主义。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对内,反对“老爷主义”,建立人民国家;对外,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和谐世界。

但在“势”与“术”的积累和运用上,要记住毛主席是现实的、理性的。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对比,为胜利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

“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主席有一次问身边的人。他说着,并讲出了定义,“先进就是要做落后者的工作。”一些国家的“先进”,是以另一些国家的“落后”为前提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的资本全球化的历史。

而中国之未来,及其所承载的世界使命,就是要成为“先进”的,并要“做落后者的工作”,带领它们一同“先进”起来。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也许会在下一轮全球性的动荡和大争后,诞生于血与火和危机中。

新版本的可能模式(轮廓):

■必须建立有效的全球军事威慑和均衡的基础之上。

■牵引机制——工业信息化时代的市场主义与可持续升级。个人创造力与个性发展的全新空间,在新能源(氢核聚变)开发和均衡、节制利用前提下,实现持续的科技创新、月球经济、外太空探索产业,人类文明实现持久繁荣和延续。

■动力机制——基于充分市场化的个体交换、网络组群和有效激励模式,而非垄断资本的金融化、泡沫化。

■运作机制——循环式积分制和惩戒制,建立一个类似虚拟游戏一样的积分系统。

■伦理机制——工业儒家伦理(马克思、马斯洛和毛主义3M)和大同理想主义。共济会超脱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惧怕崩溃,它只在乎崩溃过程中增加的控制力,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往往是共济会趁机增强控制力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不等于共济会权力体系的崩溃,对它来说,“大不了”发生世界大战,“大不了”死几千万人,然后它又找到机会充当救世主。当然,对于繁荣也是如此,它也进行利用。

繁荣——崩溃,是它剪羊毛的过程和方式。我写一些关于共济会的文章,并不是宣扬共济会有多么可怕,而是提醒人们,先真正认识共济会的可怕程度。不要轻易地在固有的理论框架和世界观上建立盲目的战略信心。世界是日新月异的,对于一个竞争性的世界而言,这一点不是乐观的理由,而首先恰恰是危机感的理由,仅这一点而言,不断革命就是必要的,不断革新观念,革新思想,革新战略战术,永远不要觉得大势已定、大功告成。这不是什么爱折腾,这是生存的必须!

毛泽东是怀着对于新形势的多么严重的危机感、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多么巨大的不确定感,而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他是要以此方式去锁定发展前途。如果不是这样他会发动文革吗?

更会说,文革多少年就要从来一次吗?(但是“人民”有如此持久的的自觉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吗?)所以,很显然,毛泽东也达到了他战略能量的极限。更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还要为今后中国的稳定繁荣负责吗,还要为中国人战胜共济会支出全部战略资源吗?

这对毛泽东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而且共济会对毛泽东也进行了何等深入的研究,他们也想站到巨人肩膀上,更上一层楼的,毛泽东的战略现在成为共济会打击我们的一种手段!

那么我们呢?要不要前进?是,毛泽东是巨人的肩膀,但不能就站在这里,就以为达到了顶点,可以包打天下,可以裹足不前。若是如此,才是对毛泽东不断革命思想的最大背叛。

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这是建立在战略思维不断赶超发展形势之上的,正是这种动态的战略把握力,才是藐视敌人的基础。所以,要藐视敌人,首先就要“不断革命”,不断探索,不断提升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认识,不断提升战略思想。

不断革命,这也是对付共济会必须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否则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只有被共济会算计、玩弄的份。

因为,共济会从来没有停止战略革新的脚步。所以,这才是一场持久的马不停蹄的“革命”竞赛,“战略”竞赛。

而不是仅仅是低维度的GDP竞赛、科技竞赛、军备竞赛。——几点思考冲击力的观点非常发人深省。

《孙子兵法》用间篇有,“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上面两句话中,都有知,胜两个字。胜是建立在知基础之上的。

从认识论上讲,人类认识事物,首先要靠眼耳口鼻舌意获取感性资料,而后对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并寻找方法,采取行动。而隐身术却恰恰是共济会的最高战术。他将自身彻底隐身,那么也就从根本上逃出了我们的视力范围之外。

从源头上瘫痪了你的一切战斗力。这也是现代战争中的发展方向。戴旭指出,美军正在试图让他的全部作战平台,包括他的全部基地进行隐身。

换句话说,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形同瞎子。这就相当于神仙和凡人打架一样,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由此你就可以想到共济会全视之眼的深远意义。隐身,还有迷彩。共济会正是制造出纷繁复杂的世界表相,却掩盖了历史的真正真相。

这让人想到孙子的“兵者,诡道也。”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共济会不仅深入研究过孙子兵法。更将之使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惜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缺乏自觉。更多的人,除了停留在中国灿烂辉煌文化的自我感觉良好之外,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将这些古人的智慧用于现实的世界里。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力,思维方法,哲学。

文化不是摆设,至少要能够解决国家的生存问题。那才配得上人们去学习继承它。西方国家具有超强的将思维方法武装到牙齿的实践力。

一方面培植学术精英抹黑中国历史,贬低中国文化,将中国人的脑子搞得一团糟,暗中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中那些最高级的东西。

这是高等的思想控制。是上兵伐谋中的洗脑攻心之术。由此你就可以看到共济会处处站在战争的制高点上。俯视众生,将整个世界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共济会就是一张大网。它试图将他的控制力涵摄渗透到社会组织中的每个器官,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是所谓的无有入于无间,天下希及之《毛主席语录》第五部分五、战争与和平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 四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八——四六九页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页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七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零零——六零一页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页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娥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页

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的引语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页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零——一四九一页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谴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二页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五页

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话,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注释】事物中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大千世界的客观自然。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老子以辩证思维方式总结出的一条自然规律。

【意译】 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 人类社会世俗的作法却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 谁能让有余来供奉天下呢?只有有道之人。 因此,圣人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己能,有所成就也不居功自傲,他不愿显示自己的贤德。

说毛主席伟大,不是把他的经验僵化成教条。之所以谈文革,是因为限于个人经验,当下主流的学者、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还不能从更超脱的视野理解毛时代。

何新先生也一样。他对战略问题非常关注,但在文革问题上,还是有他自己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是活的。

活的东西,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以主观情绪或判断,影响对客观规律的调查分析。共济会体系再庞大,没有超越人吃马喂等基本的原理。他们更善于在常识问题上忽悠人。

比如货币问题,比如媒体控制等。这方面要有精细的、完整的、实事求是的研究,通常是一边斗争一边学习的。比如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个好机会。共济会或者说资本力量,能够利用正反两方面,翻手覆手都由它掌控,如冲击力所说,能够操纵繁荣-崩溃的周期。这个从历史上看,也不完全。

他们并非没有被“代理人”耍弄的时候。比如,列宁同志在二月革命后又整出一个十月革命,就让他们最初的计划泡汤了。他们投资希特勒算是基本成功。后来投资蒋介石就不那么爽了。中国革命完全是共济会的长老计划外的东西吧。

至于文革,就更是神来之笔,是这些生意人能够拎得清的?极大的灵活性,的确是共济会的能量。老子说的大道无形、大音稀声,这个似乎比较难对付。其实,世间万物总有阴阳之分,总有明规则与潜规则。如同上帝和撒旦就是一体两面一样。古代中国官场有厚黑学,也有儒家精神。你很难说到底那种力量推动了历史。

照我看,还是历史条件和环境使然。腐朽的东西并非没有生命力,但贪吃蛇为什么会把自己吃死呢?共济会能量再大,也是一种向着死亡不断狂奔的运作。世间必然会有另一种真正的“光明力量”来制衡它、收拾它。

活的灵魂,也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法宝。新中国60年,其主线就是要制衡、收拾这条“贪吃蛇”。未来60年恐怕还是做着事情。只要以灵活对灵活,以原则对原则,什么神啊鬼啊的,就没那么神通了。金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抽象。共济会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个虚拟符号之上。应该承认,在人的觉悟和智能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这种金钱异化总有其正面意义。

金钱的上帝指引人类向前!我看改革开放30年大家也学习了不少了,钱少的时候想钱;钱多的时候,钱就不值钱了。下一轮,就是纠偏。纠正自己,就是应对挑战。在货币权上高度警惕,不被忽悠;在军事上迅速提升实力,不被讹诈;在经济上加快升级,缩短差距;在治理上遏制金融毒瘤,加强管制。这些还不够,防御而已。我们还需要毛主席。还是需要一场实质上的“文化革命”的,需要“灵魂深处的变革”。

这当然不是复制文革!也不是让毛主席复活。这需要的适应新形势的创新,包括冲击力说的,把共济会的东西也学过来。共济会这张大网可能是存在的。但把它说成是无所不能就夸张了。阴谋论本身,很大程度上不过也是共济会制造出来吓唬人的一种舆论控制而已。不知道共济会,中国革命也成功了。

难道知道它了,反而连建设搞不成了?还是那句话,自诩的上帝是可笑的。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和创新,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视野里进行的。仅从这一点看,他的经验和理论,就够晚辈们学一辈子的。说毛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书生们的幼稚和浅薄。

自信不是凭空产生的。5000年文明被西方蛮族用几十年就折腾得奄奄一息,为什么?毛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这个血淋淋的教训上建立起来的。

人,或者国家,总是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但不是乌有和南方那些个喷唾沫星子的人所说的道路。那里只有悬崖和陷阱。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举着红旗反红旗,一种人是愚蠢,一种人是别有用心。很多貌似为国为家者,骨子里却不知家国为何物。乌有和南方难道不是一拨人吗?

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它们都可以给共济会打工。2011,孔子和J20都来了,好的很。不过粮价又涨了,什么基金会还在掌控着金融命脉,等等。斗争还在黎明之前。的确,谈些具体的问题更有价值。

论犹太人问题(节选)马克思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

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观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192)

那好吧!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总之,我们在犹太教中看到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而这种要素,经由有犹太人在这一坏的方面热心参与的历史发展,达到自己目前这样的高度,即达到它必然解体的高度。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马克思是犹太人的精神叛逆。也代表了犹太精神寻求自我解放的内在冲动)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各种同业公会和行会虽然不接纳犹太人,或者仍然不同情他们,工业的大胆精神却在嘲笑这些中世纪设制的固执。”(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第114页)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

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目己,不(193)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

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例如,汉密尔顿上校说:“新英格兰的虔诚的和政治上自由的居民,是类似拉奥孔那样的人,拉奥孔没有作出最起码的努力去挣脱缠住他的两条蛇。

玛门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不仅口头上,而且整个身心都崇拜它。

在他们的眼里,尘世无非是个交易所,而且他们确信,在这尘世间,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做生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变换所经营的货品,是他们惟一的休息。他们在旅行的时候,也要背上,比如说,自己的货物或柜台,而且所谈的不是利息就是利润。

即使他们一时没考虑自己的生意,那也只是为了要探听—下别人的生意做得怎样。”的确,在北美,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达到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布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

“你看到的那位主持体面的布道集会的人,起初是个商人,经商失败以后他才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人,起初担任神职,但当他手里有了些钱,他就离开布道台而去经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神职真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博蒙,上引书第185、186页)鲍威尔认为,(194)“这种情况是虚假的:在理论上不给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利,实际上他却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在很大的范围内显示自己的政治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被削减了。”(《犹太人问题》第114页)

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犹太教之所以能保持与基督教同时存在,不仅因为它是对基督教的宗教批判,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对基督教的宗教起源的怀疑,而且因为犹太人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在基督教社会本身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得到高度的发展。

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犹太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许多需要的多神教,一种连厕所也成为神律的对象的多神教。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

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195)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像中。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就这类关系本身、男女关系等等也成了买卖对象:妇女也被买卖。

犹太人的想像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犹太人的毫无根基的法律只是一幅对毫无根基的道德和对整个法的宗教讽刺画,只是对自私自利的世界采用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礼拜的宗教讽刺画。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196)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即鲍威尔在塔木德中发现的那种实际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对统治着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是这个世界的主要伎俩。

的确,这个世界在它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的运动.必然是法律的不断废除。犹太精神不可能作为宗教继续发展,即不可能在理论上继续发展,因为实际需要的世界观,按其本性来说是狭隘的,很快就会穷尽。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犹太精神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因为以自私自利为明智的实际需要是被动的,不能任意扩大,而是随着社会状况的进—步发展而扩大。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197)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基督教只是表面上制服了实在的犹太教。基督教太高尚了,太唯灵论了,因此要消除实际需要的粗陋性,只有使它升天了。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但这种应用只有在基督教作为完善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只有这样,犹太教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才能把外化了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的需要、听任买卖的对象。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

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已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已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我们不是用犹太宗教来说明犹太人的顽强性.而是相反,用犹太宗教的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来说明这种顽强性。

既然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普遍的实现、普遍的世俗化,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宗教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的非现实性。

因此,不仅在摩西五经或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198)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

评注其一:人化,即儒化。

其二: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是不过是犹太教的“子程序”。从正面意义看,犹太人需要完成自身的解放。能够完成这个解放的人或国家,才能成为犹太人的朋友,而不是奴仆或敌人。现代共济会本身,光照之眼,在犹太金融资本看来,是自我解放的必然——虽然看上去,这非常极端。

其三:马克思是犹太人自我升华的“新程序”,但只完成了思想的冒险,而没有在现实中实现。毛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其意义是说,中国可以实践并完成“人对金钱异化的解放”。其四:“无论中国革命的代价有多大,显然它在制造更有效、更专注的政府管理上,以及在培育旺盛斗志和共同意志上取得了成功——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最成功的。”

这是共济会金融寡头庙堂中居于高位的掌舵人戴维.洛克菲勒1973年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新星出版社2009 135页)。

不论其话语背景,但说明毛主席“宗教革命”对犹太人内心的冲击。结论:不必把共济会神化或妖魔化。它们也是人。需要的是正确的、有效的、实事求是的、有力有节的研究和应对。大家应读一读丹布朗的《失落的秘符》。

这本书简明扼要、相当直接的论述了共济会的哲学和组织体系。虽然多少有些隐藏,但总体上看是可信的。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尤其是中产阶级对阴谋论的反思和反省。它在结论中提出,人既是神,神既是人。

人的脊椎33节,顶端就是神的居所——大脑。共济会的信仰就是,神归于人。只要人信仰上帝,就能焕发出神性——无限的发挥人的潜能,进而不断的进化,以致无穷。这种思想还是很先进的。至少,它对人的强大的牵引力的确是西方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由此,书中所着意刻画的“意念就是物质”的科学实验,也极具宗教意味。

这说明了共济会体系脱胎于宗教,又在要在世俗中建立信仰的痕迹。不过,这里面的反面角色,那个黑魔法的继承者——共济会长老的反叛儿子,可能寓意了共济会组织的另一面——毁灭、破坏、黑暗。这有点间接的批判性。这书可能是共济会给全世界上眼药。因为它回避了华盛顿那些精神信仰符号背后的更根本的力量——华尔街金权体系。当世界被贪吃蛇即将咬死的时候,共济会要把上帝抬出来给众人以慰藉了。这能够实现吗?意念拥有质量。因此足够强大的意念能够成为物质的力量,改变物质。这个我信。但能够改变到什么程度呢?读完之后突然想到了《愚公移山》。这本400多页的书,不如那1000多字写得简洁直白,又充满了终极的力量。

西方的神向上。东方的神向下。西方精英侍奉上帝。东方精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区别。没有看过《失落的密符》,但“它在结论中提出,人既是神,神既是人。人的脊椎33节,顶端就是神的居所——大脑。共济会的信仰就是,神归于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共济会好像也是三十三级,那么共济会的高层还有那只全视之眼意味着什么就很明显了。另外,在中国人的语言中,神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医学概念。诸如元气、元神等。他本身就是用来描述人的精神活动的。

至于说到,“由此,书中所着意刻画的‘意念就是物质’的科学实验,也极具宗教意味。”其实宗教与科学何曾分别过,至少南怀瑾就认为佛教的《佛说入胎经》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关于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何新在其《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中发表过他的一些观点。宗教,尤其是像佛教这样的东西,往往是一种广义性的存在物。在相当的意义上,宗教与广义的哲学同。不同的是,宗教往往还具有实践性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又有相似之处。因为,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了世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世界。所以,何新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宗教救世精神。对何新的提示:不要让自己关于文革的痛苦经历迷失了思想的锐力,多思考一下文革中有益的内核,也许会参悟出真正可行的建设思路。

中华民族能否自救,关键在于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誓看天下谁能敌”,历史是由人民大众自己创造的!在我的印象中,人民的作用似乎一直是何新的战略中所忽视的。要发动人民不是还得有先进组织领导?谁来?谁有能力和权威?共济会引来的关键问题,更应该是:不同族群之间的“先进组织”,到底谁能最后胜出?毛主席有说中国革命有三件宝,军事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组织。

这两年军队正在迎头赶上。统一战线已经是和谐世界了,不算耽误。共济会的挑战主要在于,党的建设能否跟得上。而这里的关键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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