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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盛青:旅行的图像与文本 新书推荐

地球是透明的 2018-06-12 16:38:55



《旅行的图像与文本》

编者:吴盛青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6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本文是论文集《旅行的图像与文本:现代话语语境中的媒介互动》序言,由吴盛青授权公号“地球是透明的(ID:Transdaoist)”发布。



序言



1
有声画、无声诗



唐代诗人徐凝在《观钓台画图》中写道:“一水寂寥青霭合,两崖崔崒白云残。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


这一水的寂寥、两崖的青翠,我们在山水卷轴中常可以见到,但画家如要再现作为时间延续的猿啼“三声”,则会捉襟见肘。1962年,钱锺书先生在读了莱辛的名作《拉奥孔》之后,援引徐凝的这首诗来应和莱辛所谓的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平列”、“不表达时间上的后继”的观点[1]。钱先生用一首绝句精微地概括了诗与画的异质性质。作为不同的媒介(media),它们各擅胜场。诗歌适合营造声声猿啼的意境,而绘画则是扑捉瞬间场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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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锺书:《读〈拉奥孔〉》,收入《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6-37页。


与此同时,诗中有画、诗画同质的观念亦由来已久。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云:“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诗画相通一说,大约成形于宋代。苏东坡赞王维的话,广为征引:“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与画,是情趣与意象的相融相契,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是意象的情趣化。” [2]中国的表意文字系统以及展示表意之美的书法所构建的诗歌之美,亦是在线性的时间上向无限的空间敞开,呈现一个完整而有机的通灵的四维空间[3]。言志之诗、表意之美、存形之画的同质、异质之说,针锋相对,已然成为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而常新的话题。这本论文集将传统诗歌与绘画两者长期相融相长的关系拓展为广义上的图像与文本(image and text)的探讨,着重于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即指媒介之间的互文、互载、相互指涉以及越位等关系)的研究。同时,将这一类图文关系纳入风起云涌的近现代文化脉络中,展现其在现代语境中的分合、渗透、冲撞与演变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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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38页。相关引文亦引自该书。

[3] 程抱一著、涂卫群译:《中国诗画语言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关于图文互动的研究,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语境中,首当其冲是“题画诗”。1937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题画文学及其发展》一文,对画赞、题画诗歌、题画记、画跋等内容作了初次梳理,有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但是题画文学的研究直到六十年代才逐渐为学界关注[4]。这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三位学者从传统的诗画关系入手,勾勒图文迭层的近代景观,细绎他们与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的关系,以及图文生产与近代文化思潮之间的扣应。 毛文芳的论文探讨文人的画像文本与像传之间的意涵关系,表明明清文人喜用套组概念绘像或刻印成册,用图像化的方式来完成立传传世的渴望。 晚清麟庆(1791-1846)的大型图文册籍《鸿雪因缘图记》,以诗文为证,用系年《图记》方式演绎生命的轨迹,其间有画像、像主、观者主体的互为穿梭、印证,共同弹奏出复调多音的气势磅礴的生命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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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木正儿著、魏仲佑译:《题画文学及其发展》,《中国文化月刊》第9期(1980年),第76-92页;原载《支那学》第9卷第一号(1937年)。关于题画文学研究的综述,见衣若芬,《题画文学研究概述》,收入《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 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30-44页。



〔清〕谢彬写照、章声补景《枫江渔父图》(卷,局部) 

像主:徐釚  纸本,设色,26*133cm,

上海杨氏枫江书屋藏

(见毛文芳论文,第7页)


钱南秀的文章讨论晚清杰出女诗人薛绍徽(1866-1911)的题画诗。薛氏有意识地再造绘画谱系,赋予古已有之的“诗画同源”论以新意。综合贯通诗画以及女性的各种知识才艺,她以道家的“守雌”为原则并将女性生命的体验融入题画诗,在诗画艺术中建立女性艺术的主体性。薛氏题咏明末女画家文尌云:“比兴出温柔,神妙入工致,”致力于将诗心与画法打通。姚达兑将视野投注在备受争议的清末民初的文化遗民群体,钩沉索引,通过图像和题咏来构建遗民形象,展示其在遗民社交圈子中的文化与心理的意义。现存的六份《讱庵填词图》、七十份题辞,唱和、吟咏、题签的“活文本”,构筑与重构了隐者、诗仙等多重复杂的“遗民”形象,以及他们与大时代相乖违的孤傲姿态。穷山剩水,枯木陋石,画中象征的山水应和了诗中隐隐绰绰的遗民身影。诗画合璧源于宋代,主要功用是文人的相与唱和以为酬酢[5]。民国填词图,在旧派文人中风气昌炽,突显了唱和、题咏的文化活动在遗民社交圈子中集结同好、建构身份的作用,在文化的异地他时擘画出一个时空错置的记忆的场域。


 陈曾寿绘《讱庵填词图》,

载林葆恒撰:《瀼溪渔唱》(1938年)

(见姚达兑论文,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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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正宏:《传统雅集中的诗画合璧及其在十六世纪的新变:以明人合作〈药草山房图卷〉为中心》,收入《美术史与观念史》VII,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8-101页。


延续明清以来诗画并置的传统,诗与画两种不同媒介之间,交融、呼应、相同又相异,呈现不同时空中错综复杂的形态。毛文芳研究的明清画传传统中,由卷轴到册页到书页的转换,多幅画像的出现,这些媒介的转换带动了阅读受众的变化,显示了从小众观览到面向大众阅读的历史变迁。钱南秀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勘测女性作家的主体性在世变中的张扬。图像与题咏珠联璧合,呈现与演绎抒情气质与女性经验。而在姚达兑勾勒的民国遗民群体的填词酬唱中,诗与画更是成为集体共创的文化产品,一而再地用它表明心迹、寄托志向。这三篇论文从世变、性别、政治话语等不同的文化理路上去厘清图文关系以及抒情传统的消长嬗递的轨迹。



2
媒体即信息



如果说,手抄本到印刷本是书籍史、阅读史上划时代的变化的话,那照相术毫无疑问是近世信息传播领域里一场天翻地覆的技术革命[6]。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信息”在此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指“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 媒介发挥了塑造和控制的作用[7]。照片、影像,以其巨大的复制、传播的功能,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彻底地改造了现代人感知世界、情感交流的模式。海德格尔前瞻性地预言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视觉性,就如同语言,成为现代人把握世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本书收入的第二组四篇论文,既是对中国早期摄影史的补白,更是思考摄影新媒介,作为“人的任何延伸”,在近代中国的技术传播中引发的感知与改造主体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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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印刷术对文学文化的深刻影响,参见伊维德(Wilt L. Idema)的综述,《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物质性的思考》,《中正汉学研究》,2013年第一期,第1-14页。

[7]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34页。


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其专著《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1876-1937》一书中[8], 指出照相技术与武器制造、铁路一样,成为清末推动革新的重要推动因素。收入本书的论文勾勒了照相术早期在上海传播的概貌,指出石印技术在十九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照片直到廿世纪初才开始普及。该文对石印技术、摄影术作为两种同时进入中国印刷业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兼及讨论技术性的图像与潜在观者、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信息交流模式(图像生产过程)与信息网络(体现在图像中的受众群体的构成)的研究,他提出一种假说:石印图片中淡化中国人,不见洋人,而工业照片中却时时可见西洋管理者的身影 。作为清末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信息交流模式的视觉呈现,该文认为照片为研究中国工业生产网络、重构受众群体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作者亦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媒体(照片)即信息(工业生产网络的参与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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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芮哲非著、张志强译,《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1876-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法国学者狄瑞景 (Régine Thiriez) 长期致力于中国早期摄影史的研究、照片的收藏与整理工作。收入本书的论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图像文献,即1862年到1870间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时拍摄的民俗照片。这类摄影多为摆拍,展现东方奇观, 无论是待砍头的国人、蝴蝶发髻的女子、流动的食摊、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是披枷带锁的囚犯。这些来自文化他者的凝视、技巧、构图,推动了中国本土摄影业的发展,上海耀华照相馆等即有模仿桑德斯的作品。桑德斯通过摆拍、修饰的策略,对文化“类型与风俗”的镜头扑捉,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印刷品的流通传播提供了一份意义含混的中国影像。这份对历史“永恒”的记录,也提醒后世的研究者反思“图像反映真实”这一迷思。


《公堂》,1870 年(桑德斯作品)

(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 114280号)

(见狄瑞景Regine Thiriez 论文,第119页)


吴盛青与徐兰君的文章,都是利用视觉材料来讨论新的观视技术对感性主体的形塑作用。吴盛青的文章通过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的诗歌与人物肖像照的对读,展示新旧杂糅的时代里旧诗与新影像的交锋对峙以及融合。摄影从传入中国之初起就与性别化的凝视与想象女性的视觉政治与文化表演彼此缠绕、互相牵连。题照诗,发扬题美人画的传统,是对“女性”照片的情色想象上的意义的增值与添加。该文关注以苏曼殊、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圈子,追溯照片作为礼物、信物,题咏、流播的轨迹,讨论情与物的关系,尤其是新媒介对男性文人情感的主体间性的塑造作用。通过对“儿童相”知识考古学的梳理,徐兰君认为照相术在“发现”现代儿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晚清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中国男孩与女孩》,借用照片和儿歌的翻译以及游戏,从人类学的视角向世界介绍中国儿童。照片作为辅助媒介,召唤在儿歌的文字翻译中丢失了的中国性,唤起的是富于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现代心理学先驱人物陈鹤琴, 记录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面部表情、行为动作,进一步倡导童年生活中“趣味”的概念。该文提出一系列关键性的思考:影像如何发挥作用?与现代学科建设(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与大众媒体(如《良友》画报)之间有何种关系?影像如何对现代人的心身建构、人格形塑起到“规训”的作用?


陆子美小照,出自《子美集》

(见吴盛青论文,第150页)

摄影术是舶来品。在摄影术发明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是被窥视、被想象的他者,同时自身很快也成为视觉经验与文化的有创造力的生产场域。摄影术展现出其强大的融摄与复制的能力,也为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带来了深刻的感觉震颤,以及把握世界方式的革命。


《良友画报》1926年第9期,第3页

(见徐兰君论文,第180页)




3
旅行中的图文政治学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商贸、政治流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带动了文化传播的场域与新的文学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此处使用的“旅行”概念,有字面义与隐喻义的双重含义,强调身体力行的跨地域的新地理经验,也泛指文本、概念、象征体的跨文化、跨媒介的传播。理论的前提是强调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模糊,文化越界的努力,凝视大写的文化他者与回望本土自我之间的交错、纠结、倒置。


“左图右史”的传统在晚清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西学东渐与图像叙事结盟。图像获取了传布新闻、新知的功用,突显了其与文字叙事功能的迥然不同[9] 。 晚清的大型画报《点石斋画报》,正是近代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典范。近一、二十年里,关于《点石斋画报》的研究成果丰硕,李孝悌强调这份刊物与志怪传统、乡野想象的联系,寓现代于传统;瓦格纳则强调该画报开启全球想象图景的现代意义。[10] 收入本书的郑文惠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从乡野想象、全球图景、现代性三个向度入手,论析这份画报杂糅乡野、都市、异域的色彩,将上海的洋场花界与异域的城市邦联作空间上的联系,细绎其间国族、性别、文化的权利结构的交叠制约、情色想象、暴力书写。同时,在图文关系的研究上,她关注新的视觉图像的叙事与审美的双重功能,图像与图中文字、印章之间的多种互文关系,其间意义上的回环指涉、相互嫁接以及幽默反讽的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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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平原: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前言》,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 第1-9页。

[10] 如王尔敏、陈平原、瓦格纳、叶晓青、李孝悌、叶汉明等学者的研究均有相关研究,见李孝悌的综述论文:《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载《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图书馆,2002(第三期),第287-293页。


衣若芬的论文将地理与文化的视野拓展到南洋,研究缅甸华商人胡文虎与胡文豹兄弟永安堂药品广告。遴取新加坡、上海、台湾等地的华人报纸,讨论猛虎意象的象征性与传播力。广告里的图文关系体现了在地化的策略,广告针对当地读者群体,有南洋风情与中国化的故事的不同取向与选择。在猛虎商标深入人心之后,文字在三十年代广告中竟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文案,不仅仅是图像的辅助,还与传统故事、文化符号接轨。衣文认为这是文人言志抒情的书写传统,在现代商业消费、新闻媒体上的变异与延续。



1929年7月1日《申报》

(见衣若芬论文,第268页)


邱才桢处理现代史上研究不多的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运动。 作为二十世纪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结合晚清以降的文字改革运动,费三十余年致力标准草书运动, 并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贯通章草、今草与狂草,他与同仁整理出72个草书符号,修订出版了《标准草书千字文》,将文化艺术意义上的草书改造为实用型草书,在一笔一划里寄予自己的兴邦之念、家国想象。“标准化”的现代概念与穷极变幻的草书相结合,企图成就以实用、简化、普及为旨约的现代性的文化期待。推行“标准草书”的步履维艰,也正体现了传统抒情写意的文化象征系统与现代生活新的整齐划一的律令之间的紧张相悖。


郑文惠文章中涉及的情色感官与道德教化的命题,在陈建华对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界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延伸,该文探讨在公共场域中的女性身体与道德观的角力与妥协。从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变迁的大背景出发,陈建华考察了但杜宇从画美人画、拍裸体照、到第一代电影导演的创作轨迹,电影史上第一位银幕女明星殷明珠从交际花到女明星的突变,以及他们两人备受公众注目的戏外情缘、艺术与人生的互动。该文特别梳理了在大众传媒里女性的身体政治问题,殷明珠既是“新女性”的代表,在电影里大胆出镜,塑造无拘无束的 “银幕上的人体美”; 但同时她又是现实生活中的贤妻良母,佐助夫婿事业的现代新女性。该文同时指出中国戏剧、电影在西潮的影响,“表情”(广义上指演员演绎角色心理情感)开始得到重视,而殷明珠正是第一代探索个性与表演艺术的现代明星演员。



《银幕上之人体美》,《良友》,1929年 

(见陈建华论文,第319页)


毫无疑问,古代有远游、宦游、羁旅、民间游赏等种种身体与想象的空间迁徙的经验,但是“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概念,涉及地景、文本与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之间的多种关系。张长虹对民国上海艺坛的黄山图像的研究,即是当年地景重塑的重要个案。黄山的民国旅游热,是由现代消费资本推动下,与地方政府行为相呼应的文化与商业的活动,并由大型画报《良友》为主导,众多艺术家集体参与的文化事件。黄山, 自有其一套巨大的文化表意系统,但是民国的上海艺坛赋予了黄山新的审美形式、文化意涵。现代“海派”大家如黄宾虹、张大千、刘海粟、俞建华等人数度登临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是师古人亦是师造化的传统的延续。但与此同时,现代写生的观念也开始渗入传统山水画的文化实践中,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的一部分。传统山水画、摄影、游记等不同艺术门类,通过大型画报、系列画展、游集出版等大众传媒方式,共同缔造了雄伟奇秀的黄山形象。这一群海派画家不仅为黄山擘画了新的审美图式,也为大众提供了集体的消费方式,构筑黄山作为标志性地景的现代文化意义。



《黄山松景》,《良友》第91期 

(见张长虹论文,第329页)


上文提及,西摩尼德斯提出过“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的说法,那么,声音如何被描绘?这是谁的声音?又有谁来倾听?声与画如何抵达相通之境?吴雪杉的论文从声音的政治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别出新意,讨论抗战期间歌咏活动的必备曲目《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被图像反复描绘的。在版画家陈烟桥笔下,以及后来各类宣传刊物上,这首歌曲多次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吴雪杉认为由此发展出一种“集体声音”的主题图像。这类对集体声音的“拟像”、政治性的播演,成为塑造“有声的中国”的主体性的主要手段。集体“歌唱”的场面,而非独自“聆听”的境界,成为了现代声画相通的基本线索之一,也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听觉、视觉化的表述。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儿童”,还是“风景”,甚至“身体”、“声音”,都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被重新“发现”,不断被重塑、僭用的。


野夫《救亡歌声》(1944)

(见吴雪杉论文,第368页)


这本论文集的策划与成型,并不仅仅旨在提倡利用视觉材料,从新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晚清与民国史研究,以图证史。而是更多地期望探讨在此过程中,视觉媒介(山水画、肖像画、照片、电影、漫画、版画)表达意涵的功能,如何与语言文字表达相对峙、交锋、融合,由此而产生现代性的意义以及观念、行为、感知、审美形式的更迭。集结文学、历史、艺术史等学科的学者,这本论文集代表了我们近一时期对图文互动、媒介关系等议题探究的努力,为方兴未艾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热潮继续推波助澜,也共同期待未来有更为深入与精彩的研究相继呈现。


最后请容许我借此机会鸣谢各方。这本论文集是2013年12月14 - 15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一期工作坊“旅行的图像与文本”的成果,感谢所有赐稿学人的学术热忱与支持。除却已经收入的论文,还有Michel Hockx (贺麦晓)、孙丽莹、Shana Brown (宗小娜)、黄运特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因各种原因未及收录。此次工作坊上,袁进、胡晓明、杨扬、顾铮、陈正宏、李海燕、金雯等教授为论文提供精彩的评议, 在此代表各位作者鸣谢这几位评议人的努力与付出。陈思和、汪涌豪、陈子善、张业松、谈蓓芳、段怀清等教授参与并主持了会议。两位译者林盼、于彩萍及时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当代著名的书法家清华大学邱才桢教授特意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此次工作坊得到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金光耀教授、李天纲教授、陈引驰教授的支持,中心主持日常事务的青年才俊章可老师、钱宇、王启元、以及多位同学的帮助。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博士后钱云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王晴、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吴鮀燕、仲夏、乐桓宇等提供细心的编辑校对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2015年4月于香港清水湾畔

吴盛青



背景介绍


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即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





吴盛青 

(Wu Shengqing)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著有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哈佛大学东亚中心2013年版)。



我们的连体公众号AoAcademy(ID:AoAcademy)是一个用于开发诗歌与艺术教程的平台,它的线下活动是“诗公社计划”,由旅美诗人王敖和深圳“飞地传媒”张尔于2016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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