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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猴老翁一语道破应试教育的天机、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人生独白及其他

香光正脉 2018-06-19 16:23:24

耍猴老翁一语道破应试教育的天机

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人生独白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我对中国教育的基本看法

中国教育怎么了

教育为何被评为十大缺德行业之首



题记:本文所发几篇文章全部事关国内体制教育,要言不凡,直陈要害,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耍猴老翁一语道破教育天机》《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人生对白》二文虽属虚构,然手眼不凡,深明大义而又不失恢谐幽默,犹如两道闪电射进心田,读来令人拍案叫绝,深望敬畏真理者、衷爱阅读者,热心学习者体之查之。《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品》《中国教育怎么了》《我对中国教育的基本看法》《学者谈中国大学之教育弊端》《教育为何被评为十大缺德行业之首》则是对体制教育的深度思考,读来发人深省,让人不得不研究教育、敬畏教育。

 

耍猴老翁一语道破应试教育的天机

某平生喜好结交朋友,三教九流,贫富贵贱,四海之内皆兄弟,广交天下友。

那日闲来没事逛大街,看见一耍猴老翁敲着锣,正在指挥一只猴子卖力表演,那猴子在老翁的锣声口令下,翻跟头,作揖,打滚,跳舞,扭屁股,倒立,动作精彩好玩,赢得围观的人群阵阵掌声。当然,这猴子的滑稽表演不是白看的,猴子折腾完之后,老翁一手拿着锣一手牵着猴子向大伙挨个收钱,大部分人都爽快给了,也有的人转身就跑,真缺德!

我呢,天生豪爽,别人给五毛、一块,我当场就掏了五十块人民币放到耍猴老翁的锣里。那老翁连声说谢谢,还让猴子特地给我作一个揖以表谢意。

正当大家要散场时,我提出要请耍猴老翁和他的猴子吃饭,权当交个朋友。老翁开始时婉言谢绝,后来因为我盛情难却,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领着老翁,老翁牵着猴子,我们一起走进了一家小餐馆,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白酒,喝着聊着,好不痛快。

说来也怪,刚开始我担心那猴子进了餐馆会闹腾起来,不好控制,没想到它进了餐馆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老翁的旁边,好乖好乖,时不时地还看看我,似乎是在观察我的表情反应,当我开怀大笑时,猴子也露出喜悦的神情,当我表情严肃时,它也似乎大气不敢出一口,目露一丝惊恐。而且,老翁给它水果吃,它就吃个痛快,不给它吃,它就老实等待,不敢有任何的不轨行为。

我问老翁:“猴子本来是非常好动顽皮的,难以束缚,而且机敏灵活,在动物里素以聪明著称,怎么这只猴子被你调教得如此老实啊?”

老翁放下酒杯呵呵一笑说:“老弟,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只猴子,刚断奶没几天就被我从山里的猴窝偷出来了。我深知猴子的天性,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它的天性,我教它每天反复只做那一系列标准动作,就是你看到的翻跟头、作揖、倒立、打滚、扭屁股等等,这些年一直天天如此,从不改变。只要我发现它独自玩耍做别的新动作,立即棍打鞭抽,不给东西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猴子长年累月养成了固定的行为习惯,只知道做那几个取悦人们的标准动作了,别的动作它不敢做,即使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我说:“你这不是让猴子逐渐失去动作的自我创新能力吗?”

老翁点点头:“可以这么理解吧!只有扼杀猴子的天性和创造性,它才能老老实实地任我指挥控制。你想想,它要是自由发挥,随意创新,不听我的指挥,我还怎么靠它耍戏赚钱啊!”

我看着那只乖乖猴,突然想起了如今一些家长的疑问,有的家长就抱怨,自己的孩子在上学前挺机灵聪明的,活泼开爱,可上学后不知道为什么逐渐变傻,变呆,变愚,变笨,甚至连最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都逐渐失去,更不要说有什么创造性了,读了十几年的书,不具备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生存技能,最后成了一个啥也做不了的书呆子、废物。

其实导致这种结果的,正是我们几十年不变的泯灭人之天性、创造性的应试教育体制。中国出不了世界重量级的思想大师和科学大师,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难辞其咎!应试教育体制让学生死记硬背,填鸭式教学,一切以考试分数为衡量标准,不鼓励甚至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用这样那样的标准答案禁锢学生的思维世界。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基本上几十年一成不变,学生的创造性思想和行为,往往被学校视为歪门邪道,胡作非为,严加制止和扼杀,只有那些应对标准答案最出色的高分学生才是学校认可的好学生。主管教育的有关部门和个人经常喊着教育体制改革,但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搞来搞去还是那老一套。培养出来的学生天性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没了,不敢有”越轨“之举了,一切都按照上面规定的标准答案去想去做。因此,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真正的科学、文化大师,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也很难看得见。

看着我突然陷入沉思,老翁端起酒杯给我敬酒,我急忙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也许我是喝多糊涂了,居然问了老翁一个傻不啦叽的问题:“如果这只猴子将来死了,你在调教下一只猴子时,能不能维持猴子的天性和创造性?能不能改革一下你的驯猴方式?比如允许它独自玩耍做自己的动作,让它发挥自己的天性。”

老翁吃了一口菜放下筷子说:“兄弟啊!要是那样,我这耍猴的行当就别干了。猴子一旦按照它的天性成长,我们耍猴人就难以控制它了,搞不好我们会死在猴子手里,所以你的想法很不切实际,我只能沿用原来的老一套去调教下一只猴子。”

吃完饭后,我去水果店买了一袋苹果送给老翁的那只猴子,它吃得可开心了。我摸着它的头说:“天性聪明机灵的你,被应试教育体制给毁了,可怜呐!可怜!”耍猴老翁抽着烟,站在一旁笑而不语。

 

 

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人生独白

1.小学入学第一天

我对老师说会背301首唐诗做100以内加减法,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老师对我眉开眼笑;

张二狗对老师的提问一问摇头三不知,神情呆滞语无伦次,老师对他暗暗皱眉。

2.小学二年级

我考试次次第一,终于在一次满分后肩膀上多了三条杠杠;

张二狗和人打架有赢有输,终于在一次大败后脸上多了三条疤疤

3.小学三年级

期末考试我再次拿到语文数学两门功课双一百,老爸被老师请到家长会上介绍家庭教育经验;

期末考试张二狗再次拿到语文数学两门功课总分三十,老爸被老师请进办公室聆听家庭教育经验。

4.小学四年级

领导前来视察我校,我作为少先队代表上台发言,被大家称为主席台上的模范学生。

校长宣布从严治校,张二狗作为闯祸精代表上台检讨,被大家说是站壁角的形象大使。

5.小学五年级

我的作文《一个难忘的晚上》在某次大赛中获奖,老师陪我到省城领奖并游玩了一天。

张二狗在一个难忘的晚上爬墙进入某个工厂搬运废铜,门卫陪他到派出所领奖并休养了一天。

6.升初中了

听说初中的几个班主任为抢我到自己班上而争得面红耳赤。

听说初中的几个班主任为把张二狗踢到别人班上闹得不可开交。

7.初一时

初一时,我爸在酒店设宴庆功,为我在中学生奥数中获奖请别人一起高兴。

初一时,张二狗爸在酒店设宴赔罪,为张二狗闯的祸请别人不要追究。

8.初二时

初二时,我光荣地加入了学校里的团组织;

初二时,张二狗光荣地加入了学校里的痞子帮。

9.初三时

班上的班花给我写情书,情书还没到我手里就被班主任发现没收,班主任警告班花:不得妨碍我考重点高中;

张二狗给班上的胖妞如花递纸条,如花转身把纸条扔进垃圾桶,还告诫张二狗:不要妨碍她混初中文凭。

10.初中毕业了

我理所当然地进入了重点高中;

张二狗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深造。

11.毕业那天

我们初中的门卫李大爷指着我教育大孙子:一定要像我这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才能做个受尊敬的人;

我们初中的门卫李大爷指着张二狗教育大孙子:千万不要像他这样惹是生非门门红灯,将来一定是个受鄙视的人。

12.高中三年

我做过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拿到了一笔又一笔的奖学金;

社会三年,张二狗做过混混推销员包工头,积累了一条又一条的人脉,攒下了一笔又一笔资金。

13.黑色七月

那个黑色七月,我如愿考上省城的大学;

那个火热七月,张二狗如愿在省城注册公司。

14.大学与商海

大学里我在学海遨游创业中;

张二狗在商海搏击。

15.毕业那年与创业四年

毕业那年,优秀毕业生我进入人才市场找工作,处处碰壁后不得不把薪金要求降低。

创业四年,民营企业家张二狗进入人才市场找员工,广受追捧后不得不把学历门槛提高到硕士起点,很轻松招揽一群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感受了一夜之间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荣耀。

16.我的破永久自行车跑遍全省城,孤身一人凄凄凉凉四处寻找租住的房子;

张二狗的保时捷跑遍全省城,市长区长作陪四处寻找建二狗大厦和工业园区的地块。

17.我手头紧张,也想学张二狗白手起家自主创业,从小商品市场批发了一大堆东东搞兼职做起了推销,几星期内亏了一大笔,暗自感慨:做生意原来这么难。

张二狗闲来无事,也想进大学校门学习深造增加内涵,请教授吃饭泡校里的美眉就是没认真上课,几年内拿到了MBA学位,暗自感慨:读书原来这么简单。

18.七夕节,别人介绍的恐龙女朋友嫌弃我没房没车没出息,和我吹灯拔蜡分道扬镳;

七夕节,大学里的校花因为张二狗家大业大前程大,向他眉目传情投怀送抱。

19.家门口,我哀求俗气的土包子房东缓交房费时唯唯诺诺支支吾吾,净给大学生丢脸;

电视上,张二狗对着漂亮的财经频道女主持谈企业文化。

20.房价飞涨,我忽然发现在省城有一套房子只能是一个梦想,老爹老妈来省城看过我的租住房,回家后伤心不已;

房价飞涨,张二狗把一套又一套的房子赠给各类美女,一小美女的老爹老妈来省城看过二狗赠的复式景观房,回家后得意不已。

21.春节我回家,没人理睬,路过当年就读的初中,听说里面在办校庆,想去看看却被拒之门外,门卫李大爷指着我教育小孙子:不要学习这个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是一穷二白,连自己都养不活。

春节张二狗回家,县长接驾,还参加当年就读的初中特意举办的校庆,张董在校庆上砸下巨额赞助,门卫李大爷指着张董教育小孙子:你要像主席台上的这个人学习,白手起家富甲一方,连亲戚都沾光。

22.十几年前,老师感叹,要是所有学生都像我一样该有多好。

十几年后,老师感叹,要是所有学生都像张二狗一样该有多好,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在家教育,拿孩子做实验?拿孩子冒险?

跟朋友说起在家教育孩子,他们提得较多的一点疑问是:你们怎么敢拿孩子做实验?拿孩子冒险?

可以说是一种实验,但真的没有丝毫冒险感,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必定成功的实验。打一个比方吧!

一大片农田,是盐碱地,长的农作物很干瘦。大家却都把种子撒到这片农田里,只是因为大家都在撒,看到往年的收成很烂,大家也照样撒!有广阔的天地播种,大家却只看见这一大片盐碱地!

我则把种子撒在自家肥沃的土壤里,我清楚地明白两片土壤的巨大差异,我知道两种种子未来的收成是截然不同的,优质土壤里的表现一定会好得多。为什么我有如此坚定信心?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因为那是种子,那是植物,他在一天天成长,优质土壤里农作物的表现,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得出来,比那盐碱地里的作物表现好,这并不需要等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孩子如何如何成功了,才能看得出来优劣,才能判断是否冒险成功。就像刘翔和你我赛跑,不需等到 100米后见分晓,开始5米,胜负就昭然若揭!因为两人的速度差别太明显。

在家教育孩子,明白的父母,能清楚地看到孩子的学习状态、心情、进步、能力的增加,等等,这些指标,都比在学校强,也就是说,孩子每天能快乐地走得更远,他怎么可能在未来落后呢?我基本的判断是,孩子在家学习,在品德、能力两方面,都会远胜学校,年龄上更是领先,如此种种优势,今日即已胜券在握,未来可走路、可能的选择极多,因此,今日就有稳操胜券之感。我坚信我的判断,不明白的人,多年之后,定会明白。明白的人,现在当能认同。

教育孩子,孩子成长,是像植物一样的生长,是可以每天感受、了解的,它绝对不是烧窑。一窑送进去,不知就里,多少天后,开炉了,才能知道有没有烧成,是成了精品,还是烧成破残品。

教育是生长,不是烧窑,不存在冒险一说,以为是在冒险的教育孩子者,那很可能现在就做错了。说到底,孩子太重要,教育太重要,他是容不得我们冒险的。

因此,我在家教育孩子,是在实践,而绝不是在冒险!

中国绝大多数家长,把孩子送到体制内学校,那才是巨大的冒险!

花费巨大的生命,时间、精力,非常痛苦地学那屠龙妙计,走到现实生活中来时,却发现无龙可屠!这不正是中国教育的现状吗?

社会需要什么?能力、品德、素质。我们教育培养了什么?考试、背书、忍受、顺从!学校是在伤害我们,把我们本来有的一些优势也扼杀殆尽,我们一个个还引颈就戮!我们真是蠢得可以、可怜得够戗!

现实已经如此明白了,可那么多家长却还不明白。

拿着一张文凭,没关系没本事,再牛也没有用。现状不正是如此吗?今天现实已如此,未来将更甚!

要么有本事,要么有关系,否则你上大学有什么用?俺们老百姓没有关系,只有努力让孩子有本事。而这本事,学校不会教你,你自己不努力让孩子学,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别人让孩子努力学了,你还觉得别人是在冒险吗?

醒醒吧!我可怜可恨的中国家长们!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在价值观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结果,忽视了如何实现的过程,不去思索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我们文化中的官本位在他们的观念已根深蒂固,社会上对于金钱的过分热衷追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整个感觉是一个大扫帚,后面拖个小尾巴。

有一个留美的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从节目表现的东西来看,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眼光局限,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

经过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的悲愤: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我们到哪里寻找既有理想,又能做事的公民!

中国教育也许是中国最恶劣的假冒伪劣产品,中国教育之毒已经远远胜过毒牛奶,地沟油,毒大米,甚至有毒的空气。中国教育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大批量制造出没有任何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书呆子记忆棒,他们对人类本身的认识,以及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零乱的,机械的,片面的。其后果将是他们无法认识人性,无法认识自己,同样也无法认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世界。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国的教育摧残孩子的秘诀是:要求学生大量记忆碎片化的“知识”。现代教育研究证明,任何“碎片化的知识”,必须被理性梳理并建构起系统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知识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够给人带来任何的帮助,还会成为大脑沉重的负担,使人成为“书呆子记忆棒”。任何人要成为自己大脑的主人,都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在这个可操作的体系里,他所有的观点和知识都是不矛盾的,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完成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了一个知识操作系统。我们就具有了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有创造力的学者而不是“书呆子记忆棒”。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提供建构逻辑一致性科学体系的思维工具(哲学,逻辑学,批判性思维,还有宗教的知识)。中国教育甚至不告诉学生有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骗学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无限的获得“标准知识答案”,这是极其野蛮和邪恶的。所以,中国很多所谓的“饱学之士”并不被国际学界承认为学者。从中国教育培养的大陆人至今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被国际承认的科学体系。

此外,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只能通过宗教和哲学来完成,宗教回答了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反思。而我们的教育不提供任何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科目供学生选择。

跟一些中国大学生甚至毕业了多年的大学生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跟小学生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认识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是极其可悲的。而西方教育在小学阶段就鼓励孩子自己上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发表独立见解的论文,这种思考并文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训练思维和掌握知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过程,人就会变成知识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所以中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人类的情感(人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一个人思维和人性的残害可能会遗祸终生。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一个人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一个人口世界第一,历史漫长的大国却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可悲可叹!

中国教育,纯粹是人类世界的一个的疯狂游戏!

 

 

中国教育怎么了

中国教育生病了。早期教育混乱、小学教育死板、中学教育沉重、大学教育迷茫是当前中国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病症。教育观念狭隘、教育认识表浅、教育行为功利、教育管理泛滥是中国教育的病根。

谢云挺(以下简称谢):前些日子,我偶然经过一个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现场,

看到那人山人海挤成一片的壮观场面,感受到当前大学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来争抢一个岗位的激烈情形,再联想到这一阶段来不断见诸报刊网络的大学生卖肉、做洗脚工、当保姆等等相关报道,还有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个别大学生流浪乞讨等现象,我不由得义愤填膺,悲从心生!现在的大学生到底怎么了?尽管职业无贵贱、岗位无高低,大学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也是人生应有的体验,但从教育的成本投入和收益来说,国家和家庭投入这么多的教育成本来培养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落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解决的悲惨境地?这些现象尽管在高校的整个教育体系中算不了什么大事,却折射出一些非常严重的深层问题,它可能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发展。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当前这样的教育改革大背景下

来讨论,可能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了。

王晓燕(以下简称王):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面各个教育阶段所累积下来的问题,都要在大学这个终端受到“还债”的考验。我们是该静下心来,到教育系统的源头和沿途中去探寻一下中国教育之痒的根本症结和改进策略了。

俗话说,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怎样的人,会做怎样的事,不仅仅取决于他学了多少知识、拿到怎样的文凭,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有一个完善的人格和健全的个性,是否拥有优良的做人做事行为习惯与能力潜质。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普遍得不到社会用人单位的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学的知识不够多或学历不够高,而往往是缺乏起码的做人功底和做事能力,而这种做人做事的习惯与潜质却不可能在某个阶段一蹴而就地养成,而是从出生开始贯穿整个成长历程中的日积月累的教育影响造成的,到了大学阶段再来关注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晚了。但这些问题又在个体的一生发展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着整个国民的素质发展,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不能不引起足够的关注。

谢: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教育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但到底是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是不是值得好好地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各个阶段做一些深层的梳理和剖析工作?你认为中国教育实践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

王:我个人觉得,如果把中国教育实践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行业系统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态”现象,更何况中国教育正处于“十年浩劫”之后的知识复苏、计划经济之后的市场竞争、“一穷二白”之后的致富热潮、自我封闭之后的开放吸收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发展背景中,教育自身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决策实力、没有经济造血功能、没有社会调控力量的“中间领域”很容易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浪潮中被折腾得昏天黑地,找不着北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了。再加上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潜在意识,中国父母一直受着“望子成龙”的期望影响,中国教育便背负了更多无以摆脱的社会压力,自然就更容易“累”出病来了。

谢:那么你认为,中国教育到底有哪些值得反思的症状呢?

王:如果要说中国教育的“病症”,好像是有些陷入了通体不适、运行不良的境地。任何行业都是一个整体系统,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是一部整合有序、流畅运转的机器,哪一个器官或部位出了问题,便会影响到全身心的健康运行。教育也是这样,本来,从教育本身的系统来说,早期教育该做什么,小学、中学教育该做什么,高等教育又该做什么,或者是学校教育如何展开,家庭教育如何承担,社会教育又该如何导引,都应该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运行有序的,可现在呢?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只顾扫自己的门前雪,而不管邻里的瓦上霜,各个领域的教育都只图眼前的名与利,而不顾长远的得与失,而教育所面对的对象却又恰恰是持续成长、整体发展的人,所以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教育改革便很容易陷入越改越混乱、越治越迷糊的病态误区了。当前中国的教育病症,我个人认为可以总结为“早期教育太混乱、小学教育太死板、中学教育太沉重、大学教育太迷茫”的症状。

谢:请你具体地解释一下。

王:具体说来,早期教育本来应该是生命初始阶段的奠基性工程,人一生中各种习惯、各种意识、各种认知都是在这一时期打下最初的模型和烙印的,它应该是要求最高、标准最细、呵护最精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教育应该是最为规范、最不能马虎的,但我们目前的状况却好像早期教育是一锅百家粥,任何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认识与喜好往里面扔自己想扔的东西,从前些年媒体报道的“万元月嫂”“神童方案”到这些年商界出现的“宝宝MBA课程”“幼儿奥数”“天价幼儿园”等,层出不穷,给早期教育的娇嫩天地带来一片鱼龙混杂的喧哗之声,让广大年轻的家长根本找不着北。

而小学教育呢,这个阶段的孩子本来是大大拓展知识面,加强感性吸收、促进同伴交友社会化的最佳时机,却被读写算的单一灌输训练压制得失去阳光和灵气。几年前我曾经参评过本地一所著名小学的学生艺术节比赛,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尽管舞步队列参差不齐,但孩子的眼里还是有着可爱的光芒的,而越到高年级,那些孩子眼中的光芒就越来越死沉、表情越来越呆板,到了五六年级,尽管孩子们奏着整齐的音乐唱着响亮的歌声,可看他们的神态,就像一帮任人摆布无以抵抗的木偶,这样的情形,我现在想来都还感到心酸。而中学阶段,则是自我意识膨胀、青春动力飞扬、理性思维活跃的勃发时机,这一时期的教育应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引导去思考领悟关于自身成长及其与社会融合的观念策略问题,去顺利解决自我成长突变历程中的种种冲突与困惑,但接踵而来的中考高考应试重负却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小学阶段忽视整体潜能发展的单一死板教育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内力去一边对付繁重如山的应试功课、一边处理迷乱纷杂的青春困惑,内忧外患的沉重挤压,让许多孩子不知如何挣脱释放,于是,逃学出走、沉迷网络、少年犯罪便成了这个阶段屡治不禁的社会问题。

高等学校的学子们,已经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来担负自我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责任了,怎样筹划自己的职业理想、怎样承担将要走入婚姻家庭的角色职责、怎样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怎样利用自己的兴趣才智来为社会担一份责尽一份力等等这些,都应该是被称为“大学”的高等教育阶段最主要的价值内涵。可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寒窗煎熬、闭门苦读的学子们终于可以卸下读书重负,可以不受管制地在大学校园里好好松懈释放了,他们抄着笔记挣着学分,却不知道为何要学;他们谈着恋爱论着情感,却不知道婚姻的内涵与家庭的责任;他们畅想着、接触着校园外面的花花世界,却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这个社会到底与自己有多大的内在关联……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千辛万苦地进来,轻轻松松地度过,再稀里糊涂地出去,而等到真正走上社会后,就业的困难、生存的不易、职场的无助、前途的迷茫……这种种困境才如当头一棒,击碎了心中沉醉多年的“教育梦”:原来,学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派不上用场,生活中、工作中要用的东西却又不知从哪儿学、又从何学起――这便是当前教育的悲哀,更是当代学子及其家庭的不幸!

谢:那你认为造成这些教育病症的根源是什么?

王:尽管各个阶段的教育诟病都有着它自身的客观“病因”,但究其根源,还是存在着整体把握不力、系统相互影响的因素。依我个人看来,教育观念的狭隘化、教育认识的表浅化、教育行为的功利化和教育管理的泛滥化还是造成当前教育现状推诿不去的主要症结所在。在信息汇集的网络世界,你只要搜索进入任何一家与教育有关的网站,基本上都会跳出各种各样的招生、升学、考证、培训等类似信息,或者就是某某教育部门的红头文件及某某教育机构的活动报道,很少看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真正去讨论某一领域教育真谛、展现某一方面教育内涵的专题图文资料,各个教育机构除了校舍大小、获奖多少、分数高低的表浅区分外,几乎都看不出它们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到底有什么特色,就如同一位学者所言“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样的”,大学至此,何况其他!许多早期教育机构则更是打着“艺术幼儿园”“双语幼儿园”的特色旗号,每天教给孩子的却还是大同小异的拼凑课程。似乎教育的功能就是升学考试,教育的内容就是技巧培训,教育的展现就是活动作秀,教育的成效就是获奖拿证!那“教育”原本具有的“教化”“育人”之深刻含义到哪去了呢?这种把教育概念狭隘化、把教育内涵表浅化的观念导向就直接导致了教育视点和教育行为的功利性。为教者,似乎人人都明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但又有多少人能够逃脱获奖名次、分数高低、论文职称的功利圈而真心实意地为某一个学生的心灵成长费尽苦心,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为某一具有深刻和长远价值的教育研究而辛苦地抗争、清贫地执守呢?!而也正是因为通过强化训练便可获奖拿证,秀些活动形式便可评选过关,所以教育便成了一个人人都可登台、家家都可唱戏的“名利场”了,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助考书籍堆积如山,商家、出版、个人都想在这个名利场中分得一勺羹、赢得一杯利,占着主体客户资源的教育机构当然就更不甘寂寞了。也因此,偏离教育规律而盲目把教育商品化的“教育产业”之误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也就给中国教育带来了谁都在管、谁又都管不了的泛滥失控现状。

当然,我们指出当前教育的这种种病因,倒并不是看不见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为教育政策的改进变革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不愿忽视或磨灭许许多多教育理想的践行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教育实践的改革创新所付出的艰苦心血。但如果不从上位去拓宽教育管理的执政观念,不从深层去剖析教育实践的运行机理,不从长远去构架教化育人的培养目标,那么教育政策的空泛导向与教育实践的功利作秀将永远是上下两层皮,中间夹着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教育困扰,便无法尽快根除教育的病症,使整个教育系统成为协调一体、配合有序的健康机器,和谐畅通、良性循环地运转起来。

 

 

 

 

我对中国教育的基本看法

我以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说到底在于方向不明,或者说是方向错误。所有技术层面的困境,诸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升学竞争过于激烈、教师素质整体低下……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其方向就是错的。

错在哪里?错在我们一直没有把教育目标搞清楚。

很多人会说,我们的教育目标怎么会不清楚呢?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这是早年的说法。类似的提法还有很多,比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等等。现在是培养???

这样的说法真的清楚?不见得!

先从理论上简要分析一下。改革之初,邓小平有过一段话,大意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清楚的。”如果看懂了这句话,并且认可邓小平的这个判断,那么,我们还能够说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清楚的吗?不能!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清楚,“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目标又怎么可能能清楚?!

换个角度说,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争议颇大。培养“有道德”的人,是不是难免会陷于空洞?

再从实践来看,“片追”长久不衰,“减负”口号从毛泽东时代喊到了今天,“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我们的教育真的是按照白纸黑字写的那样,在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吗?到今天我们还在“学雷锋”,扪心自问,有几个组织者内心里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雷锋?自己做不到,不愿意做到的事,却装模作样、慷慨激昂、严肃认真地号召别人做、组织别人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种行为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

那么,中国教育究竟在做什么?它以什么为其目标?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简言之,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顺民。此处的中国教育,可以由1949年往前推,一直上溯到百年前、千年前;也可以由1949年往后看,一直看到今天,看到当下。此处的中国教育,也可以由学校教育延伸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包括政策宣传。

中国的教育,不管口号怎么喊,标语怎么写,事实上就是培养顺民。这是中国传统,至今未得到根本变革。不用长篇大论,我也不擅长这个,就举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中国家长,有几个愿意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还不都希望孩子听话,懂事!中国教师,有几个愿意自己的学生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总有与众不同的思考?还不是希望学生尽快记住标准答案以求考个好分数?“亲其师,信其道”,这话至今还作为教育原则被中国教师接受,却不知西方有这样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相比较,高下自分。

有人说,现在不是已经提倡“以人为本”了吗?不是提倡“自主合作探究”了吗?不是鼓励“创新”了吗?没错,是这么提了。问题是:他真的信?如果是,那只能说明他太天真了。这人大概不知道,或者已经忘了这些事实了: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回答黄炎培老先生关于“兴衰周期”问题时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再来看现实,现在人民监督政府这事做得如何?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当年手拿宪法,却无力保护自己,这个“叛徒”、“工贼”含冤去世时都只能写个化名草草火化,都应该猜得到那宪法上会写些什么吧?

平等、共和,这是我们一贯的原则,可是农民工能够像现在这样进城打工并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同工同酬”至今无法实现。包括本人,虽然楼下的牌子上写着“中央国家机关”字样,但依然只是一个编外人员,五年来只加过一回工资,勉强抵消房租的涨价。

所以,不要被口号喊昏了头,不要听着报告美美地睡过去了。睁开眼看看,用脑子想想:领导关心你,是为了你的幸福,还是希望你更好地更多地工作?你觉得领导好,是因为你们有思想的共鸣,是同类人,还是他比前任多给你发了一点补贴?一定要记住,宠物再受宠,也只是宠物,尽管有时它也被喊做“宝宝”什么的。

前几年吴非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不跪着教书》,据说卖得挺好。希望那些读了此书的人,都能反省一下自己是跪着还是站着。我个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跪着教书。有的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跪着的,觉得现在这样子挺好的。“他居然说大清是咱们的大清,真是个疯子”,这些人就如同鲁迅笔下的红眼睛阿义。再往下说,清朝晚期民国早年,很多做奴才的因为找不着主人而惶惶不可终日。跪,有时候代表着受保护,出卖独立人格大概类似于向黑社会交“保护费”。这个“保护费”往往并不白交,有事人家“真上”。所以有的人意识到了自己跪着,但思前想后,安全起见,还是没敢站起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弗洛姆写过一本《逃避自由》,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有的人意识到了自己跪着,只是跪久了,站起来很不容易。

总之,现在我们普遍是跪着的。这是上面的要求。这是基本事实。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要把每一个人培养成“独立自主有思想能行动”的个体,而是要把人培养成“懂事明理顺从忍耐”的群体。明白了这一点,其实也就可以明白我们的教育目标为什么造成了各种教育困境。

比如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本不是为了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只要能够保证政权存续所需要的人才,政府是不可能为教育多增加一分钱的。

比如升学竞争过于激烈。政权存续是不需要大家都成为人才的,所以,这种激烈的激烈对政府并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坏处,政府自然也不会费心去处理这个事。

比如教师素质普遍低下。这就更容易解释了,你能指望一帮驯服听话的人能有多高的素质呢?看看国外的科幻片,那些勇猛善战的士兵都是经过特殊“改造”类似生物机器的怪物,而非刻苦“训练”出来的真人。

说白了,教育只是人家手中的一颗棋子,你想能得到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投入?

因为这样的教育目标,因为这样的教育现实,所以,“师德报告会”是少不了的。

在中国教育界,长期以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少有教师纯粹因为教学技能突出而受到表彰,相反,被表彰的教师总是“爱生如子”、“无私奉献”、“带病工作”。在学校与家庭之间,他们选择学校;在学生与孩子之间,他们选择学生。这些显然缺少人性的师德标兵为什么总是受到政府的推崇并不惜人力物力组织一场又一场的报告会,规模从校级、到区县级,省部级,一直可以开到人民大会堂,并进而在全国巡回展出?

因为靠着他们,有人可以掩盖自己的错误。我用了“错误”一词,这是轻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掩盖的是罪恶。

你想涨工资?看看人家为学生付出了多少?你不觉得羞愧吗?于是,工资就不用涨了!

你想改善办学条件?看看人家学校多艰难,却没有学生流失?你好意思诉苦?于是,危房自己修去,只是万一哪天倒了压着学生,你别想脱得了干系!

你说课程、教材有问题?看看人家的课上得多棒,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

靠着师德报告会,靠着严密的管理,有人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推卸自己的责任,直到中国教育到了崩溃的边缘。

客观地讲,这几年中国教育在发生着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变革是怎么发生的?被逼出来的!

不是哪一个人突然良心发现,也不是哪一个人突然睡醒过来发现路走错了,一切都是被逼的。当年小岗村18户农民为了生存冒死分了地,最后得到了中央认可,因为整个国家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者说,原来的路走不下去了。

教育改革也是被逼的。

因为经济改革,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因为《物权法》的通过,“无私奉献”的宣教越来越受到挑战,小学思品课等被迫大幅度修订,意识形态的内容基本退出;

因为加入WTO,因为越来越多地开放,人权、自由、个性、权利、民主、公民教育……这些曾经是相当敏感甚至反动的词汇,进入了教材,写进了法律;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当顺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由呼吸,民办教育出现了;选修课出现在中小学校;师德报告部分被学术报告取代了;自主合作探究成了为时髦的教学方法……

这一切,最大的推动力量是:中国教育再不改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多地将孩子送往国外;中国教育再不改革,跳楼学生将会越来越多,被杀的教师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教育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关涉利益

其实不仅是中国教育,整个中国社会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教育改革在被人为延误后,终于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进程同步了。或许,这也是因为中国教育承担着太多政治任务,比如,以所谓的喜闻乐见的方式鼓励学生当顺民。

现在,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而是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往何处去?

继续延续“君本位”、“官本位”的体制,继续或强迫或诱骗众多民众当顺民,最后“官逼民反”,走向革命,这是一条路,一条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路。

废除“君本位”“官本们”思想,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接受“政府契约论”的思想,变领导民众为服务民众,这也是一条路,我们虽不熟悉,但早有了参照物,只是以前我们一直批判之,就像批判市场经济那样。

理论上,谁都明白应该何去何从。事实上,选择是艰难的。

对政府来说,变领导者为服务者,这首先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自己给自己动刀,难下手啊!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改革的阻力,虽然他们可能总是一本正经地奉劝别人要“献出一点爱”,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对众多“红眼睛阿义”们来说,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听起来并不是多美妙的声音。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总是不希望妈妈离开自己身边,哪怕上个厕所孩子都可能会哭。

人,总要慢慢学会长大,只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

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然内心里,是不是依然存有皇恩浩荡的自得?高处不胜寒,是该走入神坛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没有谁知道,一刀下去,会不会要了老人的命?但是,谁都知道,不做点什么,老人只会在我们关切的目光中死去。

这个老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站起来,走下去

或许,有许多资金与技术方面的困难需要解决,中国毕竟太大了,问题存积的太久了,但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这场不知能否开始的变革中,我们普通人并不会失去什么,甚至可以套用一句名言:“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用担心这场变革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但这就像很多孩子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父亲在后面悄悄地放了手,孩子骑得不错。突然间孩子发现父亲已经放手了,惊慌之下,摔了下来。这种事,常有。

很多人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依赖心理,不敢自己独立面对,哪怕已经有了独立面对的能力。这是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救亡的需要,个人的独立、个人的价值一直被忽视甚至是被有意回避和掩盖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幸在于,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被教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也就一直不断地被教导需要一个“红太阳”,需要一个“领路人”,需要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心骨”,我们就是散沙一盘,我们就会被欺凌,我们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个人的独立与个人的价值在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地、合理地尊重,哪怕战争已经早早地离我们而去。

其实很多父母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真正独立,不愿意孩子离自己而去。温馨一点的语言是:“不论孩子多大了,孩子永远是爹妈的孩子!”残酷一点的例子是,有的母亲——特别是一个人将孩子拉扯大的母亲,到了孩子谈婚论嫁的时候心里会特别矛盾,有时甚至不惜破坏孩子的爱情。这种事例在生活中是存在的,或许有这种心理的父母很普遍,但真正发生极端事例的较少,所以这个现象没有被深究。

由于父母长期这样的教导,孩子的心理成熟会严重滞后。如果“我把党来比母亲”,这个母亲就是不愿意孩子长大成人,独立面对生活的一位。她想永远是孩子的领路人,孩子必须永远对她惟命是从。

但,这是不应该的。

这种心理即使披上了温馨的纱巾,依然掩盖不了自私的本质,而且这有违自然天性。幸运的是,总是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能够成功地摆脱这种控制,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我”,这样的人多了,才有真正的“我”们。

小时候,“我”们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我”们应该感谢父母。现在,“我”们长大了,不但身体发育成熟,而且心理上也断了奶。“我”们可以离开父母了,但“我”们或许应该帮助一下父母,帮助他们适应“我”们离开的生活,帮助他们与“我”们成为朋友,成为伙伴,帮助他们不再迷恋于“我”们的父母角色无力自拔、自怨自艾。

这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最理想化的描述。事实也可能是,“青春期”遇到“更年期”,打得不可开交。

 

 

 

 

 

学者谈中国大学弊病:

——管理体制呈官僚化 权钱横行

钱学森之问已众所周知,但是大学为什么还是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杰出人才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谜,其中包括各级教育管理与决策者。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工厂,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培养出学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时候,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学制度的行政化与大学内在价值的丢失。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来,有些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就业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关注这一方面,未能在内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大学人,未免太过片面和狭窄,也太浪费青春。大学太过行政化,会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要遵从其自身的内在生成规律。

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第一,高等教育顶端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杰出教师并不多见。第三,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第四,评价方式单一,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教学适宜,应该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大学存在着五大突出问题:第一,真伪难辨。真研究还是假研究?真学历还是假学历?类似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公信力下降。第二,钱权横行。大学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处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学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难拿到经费。第三,虚实不分。有的教师认真教学、专心科研,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名誉招摇,哪种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实质贡献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批判无力。有一次,我参加研究生开题会,一位老师给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意见,学生就非常激动地认为,这位老师对他有意见。现在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么在老师之间还能互相批评吗?老师还能批评校领导吗?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怎么能进步?第五,闭门自慰。关起门来看自己的学校年年有进步,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做校史工作,这样会有利于各个学校以史为鉴,认清现状。

近十年来,内地大学发展有量的增长,但未能实现质的提升。从1995至2005年间,我国28所高校与美国大学联盟SCI论文指标比较可以说明,而这段时间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在扩招前,大城市与农村学生生源的比例约为3:1,而扩招后达到了5:1。大学的发展仍在粗放式地扩张规模,尚未走上内涵式自主发展之路;大学的发展仍然依据行政和商业规则运行,学术逻辑依然被边缘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学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上丢心失魂,另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杂乱无章。总之,大学的发展亟须弘扬大学精神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要遵从大学的逻辑来办大学、管理大学。

 

 

 

教育为何被评为十大缺德行业之首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档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 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上面的文字是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先生的离职演说,字里行间渗透出一个中国当代教育人的正直和热情,爱之甚故言之苛!不知不觉间,徐先生离职已经近年余,但真理不存在过时,其内容正是对本文题目的最好诠释,今天读之依然热血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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